1998年对中国来说可谓大事纪念之秋：邓小平逝世1周年，周恩来诞辰100周年，刘少奇诞辰100周年，改革开放20年……出版界自然围绕这些主题号角齐鸣。时下，时政类图书渐次浮出水面，成为一道绚烂的风景，即是出版界紧密围绕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做文章的若干“大动作”之一。对此，业内人士一般评价为：品种丰富，销数巨大，精品迭出。
市面上销势旺盛的有：经济日报出版社的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、《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》，北大出版社的《中国企业批判》，今日中国出版社的“中国问题报告”系列丛书等。
贴近生活，研究阐述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，无疑是’98选题中最突出的亮点。记者从新闻出版署图书司获悉，各地出版社对国企改革及改革中出现的腐败、下岗等问题均有选题安排。如中国发展社的《大重组》、《企业并购》，陕西人民社的《中国“公贿”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》，江西人民社的《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》等，都力求超越短平快的肤浅，为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。
销数巨大，是这次“时政书热”的显著特色。中青社的《强国之路20年》订货高达880万册，江苏人民社的《收购中国》一次订货会即出手10．5万册。其他品种也大多有不俗销数，显示出读者对这方面的强烈关注。
出书快，是另一特色。一本书从接到稿子到装订成册只需两个星期已屡见不鲜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大多数书的面世是“有组织、有预谋”的，从前期的选题策划、组稿、出版到后期的宣传策划无不经过精心安排。因此，出书快的背后实则是精明出版人的眼光与运作能力的较量。
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是中国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矛盾集结点。目前，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，现在无一不以更严峻与复杂的形式向国人提出挑战。政界、学术界、民众对其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热忱无疑为出版界提供了绝好的契机。
作者的品格决定了图书的品格，此次不同以往的作者类型是形成图书热销的决定性因素。
一是“学者型记者”的加盟入伙。他们多为各大媒体资深记者，由于职业关系，在资料的占有、视野的开阔上均有优势；以其围绕一系列重大事件、决策台前幕后鲜为人知的内幕的大胆披露，直面风雨的品格和鲜明的针对性秀出于林；在语言上，政论性与新闻性相结合，通俗而明快，以生动而富有激情的笔触，勾勒了中国社会特殊时期的恢宏图景。
二是自称“贴近粗糙的地面运行，而不是在半空中跳舞”的学者的鼎力担纲。此间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“问题”意识的转换。正如《现代化的陷阱》的著者何清涟女士认为的“最大的突破在于谈的是‘真问题’，而不是那些允许被谈的‘伪问题’”。作者们拂开了浮在国情这一领域面上的学术泡沫，对中国改革中所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回应。
由于特有的理论勇气和学理价值，较之以往的时政类图书，这次出版的书大多一扫应景与陈腐，而更多了一份“谨慎冷静、平和乐观的心态”和“播种造林”的建设性。
此外，还有一种观点则要从文学界寻求解释。他们认为，文学作品对现实题材的疏离无异于将阵地拱手相送。“伤痕”和“反思”文学潮流过去日久，中国当代文坛飞舞着“一地鸡毛”；尤其是近几年，小说由“宏大叙事”日渐转入“私人叙事”，优秀报告文学更是踪迹难觅。文学界对现实有意无意的“淡出”，客观上为时政类作品的“凸显”留下了一席之地。
在如潮的好评中，自然也有批评之声。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固然难掩“杂凑”痕迹，就是眼下最叫好的几本书，客观上说，也有一些流于资料的堆砌，而缺少理论的提升与概括，表现出对宏大事件驾驭的底气不足与力不从心。再加上缺乏谨严的方法论，又似乎有感性、情绪色彩过浓之嫌，太粗线条、写意化之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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